本转载经原创作者同意，原文发表于微信公众号：顺水推舟（SSTZIT）。  

  昨天（3月17日）李文亮的同事，发了一条消息，说医院给他们发的又是最差的非医用口罩，并配了一张照片。结果很快，她又自己删除了！

 

    前天她转发了这条，我十几分钟后看到，点击一下，发现文章又被和谐了。

    李文亮调查组为什么失踪了整整40天？武汉中心医院为什么如此敏感？

    从《发哨子的人》不断被删到网友接力转发并创作出了几十种版本，我们预感到了里面有很大阻力。

 

    前天（3月16日）环球时报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微博上发表了一篇由记者樊巍去武汉市中心医院一线采访后写的文章《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吐真情：疫情是面照妖镜》，很快他们又自己删除了这篇文章。

    既然这么敏感，那么今天就全部从原文摘录可能的敏感点，只加一个我总结的标题。

一、最绝望的事

    “我身边很多医护都曾产生过疫情结束之后就辞职转行的想法。”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刘洁对《环球时报》赴武汉特派记者说，“这一次疫情颠覆了我们很多人的人生观和从业观，逝去的同事，无助的病人，怀揣一颗医者仁心，却一次次被现实浇凉。对医护而言，似乎没有比这更绝望的事。”

二、17年前的那场劫难回来了

    但在出现的首例病人和省市疾控部门的首次响应之间，这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武汉市中心医院并不平静。作为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两家三甲医院之一（另一家为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成为最早一批和新冠肺炎病毒“交手”的医院。

 

    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19年12月16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名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高烧不退的病人，22日这名病人被转到院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样本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做高通量测序，后来检测机构以口头通知的方式告诉中心医院，这是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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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医二十余年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陶俊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于2019年12月28日、12月29日，共收治了4名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疑似病人，其中3人是华南海鲜城的商户，1人是华南海鲜市场商户的家属。四名病人的特点都是血常规淋巴细胞减少，肺部CT呈现磨玻璃样病变，并伴有发热症状，这些都和平时的社区获得性肺炎显著不同。

    陶俊认为，武汉市中心医院12月中下旬的这些疑似病人都是新冠肺炎病毒已经横行的迹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基本再生数R0至今也不过3.0左右，与SARS早期情况接近，甚至略低于相当一部分研究报告对SARS早期传播能力的判断，按照传染病的发病趋势，如果第一例患者直到12月底才出现，那么发展的速度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迅猛，”陶俊称。

……

    12月30日下午，一位患者的肺泡灌洗液高通量测序结果传回了武汉市中心医院，检测结果上表明患者高度疑似SARS，当天这个消息传遍了武汉市中心医院，“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看到急诊科的一位医生戴上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口罩，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N95口罩。当我知道检测结果时，我对自己说，17年前的那场劫难要回来了”陶俊称。

 

三、被隐瞒和拖延的疫情

    到了一月份，武汉市中心医院接诊的可疑病人数量呈几何数级的增长，但是真实情况却更难为外界所知。

    据《武汉市中心医院新冠肺炎疫情处置情况说明》显示，1月3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公共卫生科医生致电江汉区疾控中心，询问前期报告的7例病毒性肺炎的处置情况，得到的答复却是对于此类传染疾病，等上级通知后才能上报，具体上报病种另等通知。在经过几轮“推倭”的操作之后，1月8日到1月1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终于成功上报了14例不明原因肺炎上报卡。

 

    1月13日，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领导、江汉区卫健委疾控科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传达最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报精神。当时，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要求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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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据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陆奕介绍，这个“慎重上报”的要求，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演变成了“尽量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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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实际操作中，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又收到了来自院方的特殊要求。

    据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田栩回忆，一月初，医院突然叫停了对不明原因病人的病毒检测。院方接相关部门通知指示，当有发烧、咳嗽症状的病人来到医院，又查不清楚病因时，不允许给患者做肺泡灌洗，也不许拿相关样本向第三方送检做宏基因测序。

 

    到了1月上旬，到武汉市中心医院看病的可疑病人数量明显增多，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内科急诊为例，之前急诊科室每日就诊人数在200~300之间，但那段时间就诊人数突然翻了一倍。面对大量涌入的可疑病人，院方却不允许医生在传染病直报系统中将病人按“不明原因肺炎上报”，甚至将病人诊断为“病毒性肺炎”都是不允许的，只能诊断为“肺部感染”，这样大量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真实情况根本无法上报。

 

    到了一月下旬，大量病人涌入武汉市中心医院，医院每天的门诊量是往常3~4倍，院方再度要求，只能将收治住院的病人上报上去，门诊发现的疑似病人一律不报，那些无法住院的病人只能独自回家按医嘱居家隔离服药治疗，武汉市中心医院究竟接诊了多少新冠肺炎病人甚至无法统计。

 

四、医院领导禁止医生做防护

    大量上报的病人不仅无法呈现为真实的数据上，而且也得不到武汉市中心医院院领导的正视。院领导接连发布通知，不允许医生私下谈论疫情，不允许医生向外界透露新冠肺炎病毒人传人的客观事实，不允许医生“危言耸听“私自透露医院真实情况，必须要讲纪律，讲组织性。然而，许多在一线直观感受到事态严重性的医生，还是多次请求院领导在院区内开展预防工作并在医院内部示警，但院方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我记得在12月30日，关于我院确诊一例冠状病毒的消息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我们有些同事拿着这个消息去询问医院相关部门，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得到的答复却是，纯属谣言。医院相关部门还要求我们帮忙辟谣，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谣没法辟，12月29日，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的情况我们已经上报到了区疾控中心，12月30日，我们送检的患者肺泡灌洗液高通量测序结果也传回了医院，检测结果为高度疑似SARS，医院本应着手让医生提高防护意识，却对我们都隐瞒真相，甚至不允许我们自我防范，这让我们非常心寒。”田栩称。

    据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位医生介绍，医院急诊科、呼吸科和ICU的医护平时都会佩戴医用口罩上班，但疫情发生以后，这三个科室的医护向院方请求必须要佩戴N95口罩，医院的领导经过考量，同意了这三个科室的请求，但同时又要求其他科室的医护都不允许佩戴口罩上班。

医院领导的这项规定引发了许多医生的强烈不满，在得不到院方支持的情况下，许多医生只能自己掏钱去购买口罩，但是1月3日，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周会上，医院领导在开会的时候批评了几个戴口罩的科室主任。“一月初的时候，李文亮医生刚刚被医院相关部门训诫完，原计划是要被医院开除，我们医院的一位部门主任劝我们说，不要跟领导对着干，不要戴口罩，不要乱说话，否则你们会像李文亮一样被开除，“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赵辰称。

不允许医生戴口罩这种始终让许多医生疑惑不解的规定，为后来武汉市中心医院大批医护人员感染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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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不允许佩戴口罩的科室，例如甲乳、泌外、心外、眼科、耳鼻喉、超声科就是在一月份倒下了大批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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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亮和梅仲明两位医生都是在1月上旬被一位82岁青光眼患者感染，两位医生当时都是在不允许戴口罩的情况下接诊了这名病人，二人在被感染后都出现了咳嗽、低热、乏力等症状。他们的情况被报到院方那里后，院方在明知二人已经被病毒感染的情况下，并没有及时安排他们转入传染科住院，反而让他们住进了眼科自己的病房，而且也没有给眼科的医生提供任何防护措施，但眼科医生还是按要求照常上班。”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张婷称。

    除了那些“逆潮流”被要求摘下的口罩，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还因为医院相关部门的执意拒收，失去了募集而来的防护服。

    整个一月，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都为防护服而同医院领导和相关部门做着各种抗争。

    一月中旬的时候，医院领导不允许一线医护在接诊的时候穿防护服，戴防护面屏。“当科室主任因为戴着口罩开会而被医院领导训斥之后，我们急诊科的一些医生只能偷偷进行自我保护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将自己私下准备的防护服或是隔离衣穿在白大褂里面，所幸领导也不会临床巡视，我们就这样‘蒙混过关’了，”田栩称。

 

    后来，随着疫情的发展，防护服开始成为一线医务工作者的标配，但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却又无法为一线医务工作者提供足够的防护服。在防护物资紧缺的日子里，雨衣，垃圾袋都曾扮演过防护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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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最让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们寒心的是，一面是院方无法为一线医护提供充足的防护物资，一面院方又拒收一线医生自己去公开募集而来的防护物资，许多捐赠的防护物资，刚到医院就被院方给拒收了。

    “二月初的时候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临床一线医生别说防护服，连普通外科口罩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位同事拉来了一批德国商会捐赠的防护物资，院领导以这批物资不符合红十字会要求为由拒收，沟通无果后，这批物资经华科校友会的协调，绝大部分被转送给了武汉市四医院和武汉市协和医院，他们欢天喜地的接收了，我们的心却在滴血。“田栩称。

    疫情面前，无视一线医护对于防护的需求导致的直接恶果就是大批量的医护被感染，据公开报道显示，武汉中心医院有200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医护感染人数位居武汉市各大医院前列。

 

五、医院领导阻挠抚慰

    中国红十字总会下属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红基会）就为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提供了一项人道救助基金，其受助者包括但不限于确诊感染和因公殉职的一线医务工作者。

    按照中国红基会官网提供的资助标准，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不幸确诊感染，经审核通过符合资助条件的一线医务工作者，该基金将为每人资助人民币10万元整；对于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不幸殉职，经审核通过符合资助标准的一线医务工作者，该基金将为每个家庭资助人民币100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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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官方给出的申请资助流程，不幸感染的医务工作者或者不幸殉职的医务工作者直系亲属在填报《医务人道救助基金自主申请书》后，经就职医院或防疫服务所在医院盖章确认情况属实后，附个人身份证，确诊医疗证明，身故证明等有效证明材料，即可向基金办公室提出救助申请。

……

    然而在那时已经有大批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开始向中国红基会申请救助，结果却被卡在了武汉市中心医院一纸公章上，许多符合申请标准的被感染医护人员，在各项证明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医院却迟迟不愿为他们盖章确认情况属实。

 

六、迟迟未到的正义

    疫情期间中央共派出四个调查小组，仅李文亮调查组未公布结论。

    李文亮所在科室一个月左右时间相继有李文亮、梅仲明、朱和平三位医生殉职，武汉中心医院另一位殉职的医生是江学庆医生。

四位英雄正等着迟迟未到的正义